魏晋南北朝文学，同其它时期相比，不低。是非常辉煌的时期，不亚于唐宋。魏晋以后文学独立成科，有了文学批评，有了格律和声律的研究。出了陶渊明这样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曹丕丶陆机（代表作《文赋》）、刘勰（代表作《文心雕龙》）。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成就显著的多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秦的《诗经》和《离骚》也被看做文学的起源，唯独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不被后人熟知称赞。然而，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样式十分多元化，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更像一块基石，牢牢地奠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独特性、散文的气质性和小说的开创性三个方面分析这一时期文学特征，来论证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崇高地位。
诗歌的独特性：建安风骨个性高扬，山水田园惬意舒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这一时期的文人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哀叹人生的状态，在继承秦汉文学的基础上，创新了文学的题材，这一时期的诗歌围绕汉乐府的创作手法，开启了中国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的时间中，文学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各个阶段均有不同的文学样式，据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中记载，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汉魏之交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到东晋玄言诗的“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再到晋宋之交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刘勰划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标志是受到统治者政治策略的影响，曹魏时期的文人即使饱受战乱之苦，依然怀有激烈的政治热情，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怀着济世之志写下《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对酒》等乐府诗歌，表达了诗人昂扬的斗志和一统天下的雄心；东晋时期，以谢安、王导为代表的文人崇尚老庄的无为清谈，透露着玄言诗的哲理思想；晋宋时期，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采用“心隐”与“身隐”的方式，写下了《归园田居》《饮酒》等田园诗，表达了诗人躲避纷乱的政事，回归田园自然的恬淡。其中，魏晋南北朝涌现的山水田园诗人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陶渊明作为魏晋时的隐士，在当时并未得到高度的评价，后世却尊称他为文人提供了一处“精神家园”，如《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集物质行动与精神憧憬一体的，他的诗中既有躬耕田园的生活体验，也有驻足对田园农民生活的观察。而这首诗正是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真实感受，“种豆南山”却不会打理庄稼，眼看这野草长得茂盛，庄稼却稀少的可怜，陶渊明只得“早晨带着锄头去除草，直到晚上才回来”，诗人并未觉得劳累，更是喜欢这种忙碌的状态，隐含着对农耕和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反映陶渊明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无论是建安七子的踌躇满志，还是山水田园的隐逸恬淡，均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建安风骨的个性高昂，正始之音的苦闷与旷达、山水田园诗的惬意与恬淡、宫廷诗的富丽与奢华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状态。
散文的气质性：体物写志的抒情化，谈辩之风的佛理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创了个性化、美学化的发展状态，以散文辞赋为代表的文体时代性特征十分明显，与汉赋相比，魏晋南北朝的散文辞赋更加讲究对偶、声律、辞藻等，创造了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褪去了政教色彩，主张“以气质为体”，使文学创作不再拘束与经学的限制，转而强调文章的个性化色彩，据曹丕的《典论文论》记载：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所强调的“文气”是由先秦的“元气”升华而来，表现在作家身上有双层内涵：一方面是作家天生的某种气质禀赋，另一方面是后天通过努力学习和生活磨练形成的个性才华。这一文学理论使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更加注重“气之动物，物质感人”的移情作用，这一时期的作家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更加注重“由物入情、以物写志、寄寓佛理”，如被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其诗赋《登楼赋》中写道：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王粲少时成名，饱读诗书，过目不忘，仕途却十分坎坷，在未遇到曹操之前，王粲跟随刘表一直未受到重用，这首诗正是写于作者跟随刘表未果，流寓襄阳期间登城楼所著，诗中以“登楼所见之景的明亮宽敞”与自己所处壮志难酬的悲愤作对比，借“弯曲的沮水”背靠着高而平的广大的陆地而缓缓流淌与自己孑身一人的孤独做对比，情景交融，体物言志来表达自己的真实处境，惹人感动。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句说这里不是自己的故乡，就别再留恋了，略显佛理的哲学，凸显诗人的豁达心绪，将这篇散文推到新的高度。
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在逃脱经学束缚之后，在玄佛思潮下更加注重自然之真，作者创作作品更强调主体意识、抒情基调和哲理趣味，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谈辩说理的佳作，这些散文作品篇幅不长却意绪绵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学样式。
小说的开创性：志怪小说的神秘色彩，志人小说的逸闻轶事中国古代的小说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后世流传最广的明清小说属于后者，而文言小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具有英雄色彩的传说。而小说发展至魏晋，开始将文学素材转向社会百姓，记录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等，形成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记载：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在鲁迅看来，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是在佛道思想的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而志人小说的兴盛多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物品评和崇尚清谈的风气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鬼神怪异小说曲折的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对人民的爱憎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形成了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反映了魏晋名士的趣闻轶事，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被鲁迅誉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这部小说记录了1500多个人物，皆通过言行举止来反映人物性格，如《世说新语俭啬》写王戎的贪婪吝啬时写道：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但生性吝啬，极爱聚敛财物，很多人因此讥笑他。在这段记录中，写王戎的侄儿结婚时，王戎送给侄儿一件衣服做礼物，婚礼过后，王戎又要回这件衣服。言仅16字，就将王戎的本性写的淋漓尽致。此外，《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种种人生追求都有生动的描写，通过这部志人小说可以了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的风尚。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既有志怪小说对玄道思潮的创新，又相比先秦的小说更植根于社会现实，为小说发展增添了不少人性，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有志人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创新，在人物品评中记录逸闻趣事来刻画人物性格，表现历史史事，对后世的文学体裁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结语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不及唐诗宋词般形成灿若星河的文学作品，创造两座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山，但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空间。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和山水田园诗等题材丰富多彩；以散文为代表的气质文章，借体言志、清谈论辩融合了玄言哲理，凸显了文学主体性的生命意识和个性风格；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创新了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形态，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融入文学题材，极大程度的还原了历史故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并不低，这一时期的文学以极其丰富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石，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盏明灯。
作者：蔡小记